■余节弘（商务印书馆大众文化编辑室编辑）
2014年，研究生毕业，在熙熙攘攘的人才市场，往商务印书馆的柜台递交了一份简历；感觉如阴差阳错一般，竟然收到了面试通知。对于“商务印书馆”，有着纯理科背景的我除了知道是一个老牌出版社外（甚至以为总部在上海），其他则是一无所知。犹豫之间，在扫了一圈书架后，发现一本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——好书！带着这样的认知，便一头扎进了商务印书馆。
入职后的第一项目便是和央视科教频道合作的“大家丛书”，虽说是打杂写点小词条，但是让我看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。半年后，项目结束，被分配做书，至此才开始真正的编辑训练。案头工作的学习很琐碎也很漫长，幸好有一位严格的领导指点，再加上商务印书馆内编辑高手如云，顶着新人光环的我可以“肆无忌惮”地向各位老编辑请教，因此功力长进得很快。一本书，两本书……渐渐地，案头熟练了、流程熟悉了、环节清楚了，小编也诞生了。“能否做一本自己策划的书？”在经过了若干本书后，这样一个念头自然开始萌生。鬼使神差，第一本书是从译作入手策划，但真正做出来的第一本却是著作，而作者便是当时要找的译者。原来当时看中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一套“科学前沿”，然后试着联络版权，要来样书，寻访译者。其中的一本天文相关的，辗转打听到了温学诗老师，便登门拜访，联系翻译事宜。碰巧，温老师也有自己的出版计划，几轮沟通过后，便有了纪念望远镜诞生400周年的《观天巨眼》；至于一系列的译作，则因为条件没谈妥而中途夭折了。跌跌撞撞，小编终于开始上路了。
现实总是残酷的，一旦上路，问题也随之来了——接着做什么样的选题？因为所处的是一个小编辑室，又因为小编的理科知识背景和商务印书馆的社科人文品牌相距甚远，所以无论做什么选题都感觉和整体风格格格不入。这种格格不入，与编辑室在地位上的被忽视，一并存在，因而带来的便是一种被忽视感，以及无枝可栖的孤独感。带着孤独上路，连同着对现状的不服气和不服输，小编想要变强。10年内领导换了5茬，作为一个刚上路的小编，便有了野蛮生长的机会——不断试探，不断摸索，不断学习新的编辑能力，不论是案头还是策划抑或营销。变强，一如春天的芽，只有在冬日积蓄了足够的能量，才能见微风拂面。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蒙肯纸很流行，轻却有厚度，而且有质感。第一次在书展见到这种纸样的书后，便找到美编尝试用这种纸做书，当时新的材料还不好申请，因此辗转磨了领导好久，才算批准了。这还没完，做完黑白的还要试一下彩色的这才心满意足。其实，不一定所有的书都适合这种轻型的材质，现在看来的确有些任性，不过还好没出纰漏。材料上如此，所做的图书，在类型上更是做了很多探索，教辅、科普、诗歌、绘本、学术都曾一一尝试。正因为接触的图书过于庞杂，希望能找到一个专攻的方向，而不是无序地做书。但是，也因为做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书和各种探索，才知道自己在哪一块比较擅长，也才渐渐从失败中积累教训、从成功中积累经验。
■魏东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（上海）有限公司人文主编）
十年之前，偶然闯入出版圈，成为一介编辑；十年之后，想必还是在这行当吧，已经有了感情，况且纸书不会死，编辑更不会死，深以为然。站在十年这个节点上，如果要为这一小截生涯作个见证或小结，或许可归结为“一套丛书与一个作家”。一套丛书即是“文学纪念碑”，一个作家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而后者恰恰就是前者的源动力。
新编辑大约都是从自己最熟悉最有情怀的领域着手。我的偏爱是俄语文学，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关于陀氏，我是倒着读的，一上来就是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也许正是用力太猛，才有后续的走火入魔。新手鼓捣的第一套“丛书”取了个大名“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名作书系”，很学术，很大气吧。打头的就是纪德的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》，别尔嘉耶夫的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》。
万事开头难。这次，开端就很高端，开端即是结束，很辩证法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在编辑别尔嘉耶夫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》的过程中，好友耿海英向我推荐别尔嘉耶夫夫人的日记回忆录，这本书隶属于一套丛书，直译过来，大约就是“纪念碑似的文学”。其时，进入我视野的还有2006年获得俄国“大书奖”的《帕斯捷尔纳克传》，约瑟夫·弗兰克花26年完成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，以及曼德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的两卷本回忆录。这些都给我启示，何不立足于国外经典作家，聚焦于传记回忆录书信日记等非虚构体裁，打造一座座“文学纪念碑”呢！
丛书从2007年开始启动，2009年始有收获。开卷作家并不是心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而是对陀氏颇有微词，在其《俄国文学讲稿》中给予差评的纳博科夫。《纳博科夫传：俄罗斯时期》推出之后，读者反应甚佳，当年即入围“深圳读书月”年度十大好书前二十名。这套传记呈现了传记艺术能达到的典范性，在那两三年内深深激动了我的工作与生活。我坚信，文本，作者，译者，这三者的高度契合是丛书保持高品质的关键。附带一说，两卷纳博科夫传还为我收获了理想译者及好友刘佳林（后来我们陆续又有合作），还有好几个书评作者。
纳博科夫之后，对于“文学纪念碑”具有里程标意义的是利季娅·丘可夫斯卡娅。利季娅在中国最初以回忆阿赫玛托娃知名，之后因蓝英年先生讲述“被作协开除记”而让人印象深刻。与蓝老师合作，《捍卫记忆：利季娅作品选》获得的影响是有所预期，但又突如其来，最终振奋人心的。至此，我知道，“文学纪念碑”始终不要遗忘这样一种批判性的伦理维度。
2013年推出的《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》在这一维度上大放异彩。从2007年向刘文飞老师约稿到2013年成书，六年的期待是值得的。曼夫人文笔老道，布罗茨基称谓的“俄罗斯文化的遗孀”的确出手不凡，风格、调性、力度拿捏得游刃有余。由于曼德施塔姆的声誉，由于刘文飞译作的品质，由于布罗茨基和北岛的相关文章，该书最初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热烈流传，继而向更广的阅读群体扩展，口耳相传，终成阅读奇观。曼夫人回忆录真正夯实了“文学纪念碑”，这是对曼德施塔姆最好的纪念，同时也是对大清洗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深刻剖析。文学的纪念碑理当如此。
2014年《陀思妥耶夫斯基：反叛的种子，1821-1849》出版，于丛书而言的确是得偿所愿。这是五卷本的第一卷，后续四卷会陆续推出。在“文学纪念碑”中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，此前，已出版有其夫人安娜的回忆录和日记，以及同时代人回忆他的合集。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值得这样对待。
“文学纪念碑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四种，最近出的是艾尔曼的《奥斯卡?王尔德传》，即将推出的是茨维塔耶娃女儿阿莉娅的回忆录以及陀传第二卷《受难的年代，1850~1859》。后续还想加入的是叶芝、阿赫玛托娃、帕斯捷尔纳克、艾略特、亨利·詹姆斯……但愿“文学纪念碑”的每一座都能刷新我们对于经典作家的认知，对于某个文学时代的体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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